作者：吴斌（贵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贵州省文联副主席）
如何在宏阔历史与当代审美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成为众多红色题材创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等联合摄制，博纳影业集团、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的电影《四渡》给出了一个极具分量的答案。该片以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这段惊心动魄的军事传奇为主线，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美学风格等多个维度上创新建构，完成了一次对红色题材创作的有益尝试。
《四渡》剧照 资料图片
人物群像形神兼备
红色题材创作的一大难点，在于让历史人物走出教科书，成为观众可以共情的“人”。《四渡》对革命领袖群像的塑造，既有“形”的精准，更有“神”的饱满。刘烨为饰演角色减重17斤，消瘦的身形与当年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身心俱疲却目光如炬的状态高度契合。更重要的是，他演出了毛泽东同志在绝境中那种“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眼中有神采。面对强敌，毛泽东同志心中也有焦虑和担忧，但在进行军事部署时，仍表现出革命领袖的坚定乐观。这种细腻处理让观众真正走进了领袖的内心世界，理解了那一代革命家在生死关头的艰难抉择与超凡智慧。王雷饰演的周恩来、王志飞饰演的朱德，同样形神兼备、各具风采，三人之间的默契配合，构成了全片坚实的人物基础。
影片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也毫不敷衍。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是一个精明、多疑、野心勃勃，难以对付的政治军事对手。片中的蒋介石面临抉择时的一举一动都与毛泽东同志在赤水河畔运筹帷幄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让这场“棋局”的对抗张力十足。林永健饰演的“贵州王”王家烈既有地方军阀的狡黠与局限，又透出几分身不由己的无奈，令人过目难忘。《四渡》让敌人不再是工具人，而是特色鲜明的对手。这种对“对手”的正视，恰恰成就了影片的历史厚度与艺术真诚。
叙事结构文武相生
传统战争影片常陷入“武戏强、文戏弱”或“线性推进、节奏平缓”的窠臼。《四渡》则大胆采用“以文带武、以武衬文”的叙事策略。文戏精美细腻，有深度、有余味。革命队伍内部的争论、坚持、分析、说服，每一场文戏都带着情感，引导着武戏的推进。而武戏则大开大阖、直击感官，渡江、激战、冲锋，镜头调度凌厉，声画冲击强烈，让观众仿佛置身枪林弹雨之中。
更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在叙事上解构了常规的线性推进模式。四渡赤水本身是一次反复折返、声东击西的军事行动，若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极易让观众迷失在“渡来渡去”的迷宫中。《四渡》采用“分幕聚焦、虚实相间”的结构，为每一“渡”都设置明确的战术目标和情感支点。一渡讲“被迫”，二渡讲“反击”，三渡讲“迷惑”，四渡讲“破局”。四渡之间有呼应、有递进、有悬念，层层剥茧，步步惊心。
同时，影片通过镜头语言，巧妙地点出了贵州成为长征、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的重要原因之一。贵州地形复杂、山高谷深，正如王阳明在赴黔途中所感叹的“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但是地形破碎就意味着“路”多、通道多，存在回旋的余地，使红军在这里有了辗转腾挪的可能性，有了依托地形、以少胜多的可能性。这种叙事结构，让观众不再被时间线牵着走，而是像下棋一样，跟着毛泽东同志及其思路去理解每一“渡”的必然性与神来之笔。战斗前的紧张、战斗中的急迫、人物选择导致战局的瞬息万变，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影体验。
美学风格诗史交融
现实主义让《四渡》立得住，浪漫主义让《四渡》飞得起。二者交融，在还原历史的厚重与超越历史的诗意之间，抵达了思想与艺术的双重高度。
一方面，影片高度还原历史。该片历时四年策划，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在贵州完成，从土城的青石板路到茅台镇的渡口，从山巅的雪岭到乡间的小道，每一帧画面都力求“有据可查”。军事领域专家全程把关，服装、道具、战术动作无不精益求精。这种对真实的执着，奠定了影片厚重的历史质感。
另一方面，影片并未止步于记录历史的“复原”，而是在合理揣摩历史人物处境与内心的基础上，生发出极致而克制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最典型的是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远眺娄山关，关山无尽，层峦如海。苍茫天地间，几个人的背影被拉得很长很长。这一刻，没有台词，没有动作，只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诗意在银幕上喷薄而出。当年毛泽东同志写下这句词时，正是红军二渡赤水后取得娄山关大捷之际，而影片以极致的色彩、极简的构图，衬托革命豪情。这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一种艺术升华。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8日 15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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